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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绘画
---发布人:佛宣---浏览次数:4878---时间:2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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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色彩、线条,描绘各种形像并表达情意的作品,称为绘画。
  绘画在中国以艺术形式出现,始见于旗帜、服装、门板、墙壁及各种平面的绘饰之上。汉代以后,绘画艺术技法日臻成熟,一般厅堂、宫殿的内部更以壁画作为装饰,甚至到了唐朝,寺庙几乎全以壁画作为壁饰,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
  绘画与雕塑、建筑同为“视觉艺术”的三个主要类别。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是建筑、雕刻、绘画,凡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无不与佛教渊源深厚。其中尤以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东汉到六朝,佛教绘画不但成为整个中国艺术的主流,在六朝时期,凡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几乎都能创作佛画,佛画已然是绘画的中心。除此,享誉世界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的壁画,更为中国绘画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在西安、洛阳两地就有数百片绘有极乐世界、地狱变相图以及佛陀、菩萨、罗汉、力士等图像的壁画。可惜这类作品今日在中原地区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所幸在丝绸之路途中的敦煌石窟还保存了丰富的佛教壁画资料。因此可以说,佛教绘画不但丰富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尤其石窟壁画更发挥了保存中国文化的功能,可谓居功厥伟。
佛教绘画的源流
  佛教发源于印度,佛教绘画当然也溯源于印度。根据佛经记载,早在佛陀时代,寺院就已经有了佛教绘画的流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说:
  给孤长者施园之后,作如是念:“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装饰。”即往白佛,佛言:“随意当画。”闻佛听已,集诸彩色,并唤画工,报言:“此是彩色,可画寺中。”答曰:“从何处作?欲画何物?”报言:“我亦未知,当往问佛。”佛言:“长者!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旁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本生事;佛殿门旁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画持饼药叉;于库门旁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于房内,应画白骨骷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而去,依教画饰。
  从这段经文记载可知,当时绘画有四个目的:庄严寺院道场;宣扬佛陀教法;显扬佛陀圣德;增益修道因缘。
  后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佛像绘画也随着盛行于中国,这在《弘明集》卷一有详细的记载: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这就是佛教绘画在中国流传的起源,随后并伴随着佛教的南北传布而流传于诸邦.譬如南传的锡兰、暹罗、缅甸等,及北传的尼泊尔、于阗、西藏、韩国和日本等地寺院的雕刻、绘画,处处均充满着佛教艺术色彩,诚如西藏佛教史上所载:“佛教流行之处,便有宗教艺人之高手。”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影响之巨。
  佛教壁画的特色
  壁画是绘画艺术表现的方式之一。在中国的绘画史上,以唐代的佛教绘画最兴盛,尤其壁画一时蔚为绘画艺术的主流。石窟、墓室、宫廷、寺观的壁画,成为众多画家竞相献艺的舞台。闻名于世的敦煌壁画,就是一部中国唐代绘画史的缩影。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在甘肃省的鸣沙山千佛洞,又称为“莫高窟”。莫高窟建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最兴盛。从南到北全长1618米,至今尚有492个石窟,石窟内有二千躯以上千姿百态的塑像和许多瑰丽的壁画。根据统计,如果将这些壁画连接起来,至少有五、六十华里长,因此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甚至是全世界最宏伟、最壮观的美术馆。
莫高窟的壁画内容,可分为五项:
  经变:经,乃佛经;变,是变易。意思是把佛经中的种种故事,变成形像化的图画。如“维摩示疾”、“弥勒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画师们运用丰富的想像力,将经文的情景以生动的描绘技术表达出来。这种壁画是莫高窟最主要的部份。
  本生故事:为释迦牟尼佛的前生事迹。在过去世中,佛陀曾生为国王、王子、比丘、长者、商人、鹿王等等,但每一世他都是行善布施,为众生服务,因此发生许多感人的故事,这正是本生故事的内容。
  尊像图:包括佛、菩萨、阿罗汉、说法图等各种图像。画师们将人物的特色,以巧妙的方法描绘,让人一眼便能看出画中所代表的意义,如仙女图的飞天,画师在仙女身上画上两条飘带,以飞腾的身姿挥洒仙女飞翔的神韵。
  供养人像:凡是捐资建窟或布施供养的功德主,在图龛的下方绘上供养者的人像或刻上“一心供养”的字样,以示洞窟是其所供养。供养像一般都画在四壁近地处,立像居多,跪像较少,大者约一公尺,小者仅十多公分。供养人像的衣冠,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对古代衣冠服饰的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佛教对绘画艺术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印度,同被举世公认为亚洲国家中,绘画艺术最古老、成就最卓越者。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绘画都受佛教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绘画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壁画,而中国壁画有史可考的年代为汉朝,当时佛教初传中国,塑像及壁画随之茁壮蓬勃,南方以寺庙壁画发展为主,北方则多石窟造像。南方佛画的先导,如晋代戴逵、戴顒父子增损塑像,使其具有我国艺术的比例尺度,达到光颜圆满的境界;顾恺之画维摩诘像,光照一室,成为千古楷模。
  唐朝绘画空前繁荣,中国艺评家对吴道子、王维、周昉等名家,推崇备至。吴道子绘制了数以百计的壁画,大都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由于笔法强劲,气势壮阔,以笔奋扫,衣裾飞舞飘动,世人美称为“吴带当风”。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绘制了大量的佛、菩萨以及佛经故事的卷轴和壁画,可惜至今幸存者寥寥无几。
  南宋的绘画属于中国山水画的古典时期,许多画家受到禅宗的影响,扬弃以往注重色彩与线条的画风,以最精简的笔法表现一种空灵的意境,展现出柔和、抒情的风格。
  此外,中国肖像画受到佛画的影响,在衣纹的“骨法”表现上,南北朝有“张家样”、“曹家样”,唐代有“吴家样”、“周家样”的说法,这是说明人物画于佛画表现中各种类型的演变。梁朝张僧繇笔迹周密完美,晕染成“没骨法”,也是受佛画影响发展而成。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即承袭此类衣纹的染法,至今为人称道。印度在四世纪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北齐的曹仲达乃仿照这种型式而开创出新的风格,后人称为“曹衣出水”。
  由以上叙述可知,中国历代画风深受佛教影响,而佛经故事更丰富了绘画体裁。以成都大圣寺为例,96个院落,壁画有8524间,佛、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数以万计,此已是会昌法难以后的残况,最兴盛时期的状况可想而知。甚至佛教寺院更成为绘画的竞技场,提供了画家挥洒的舞台。洛阳敬爱寺、成都大圣慈寺、镇江甘露寺,都是名家壁画荟萃的地方。不但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其是在唐代,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引为一生中的殊遇。著名的画家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袁子昂、吴道子、李公麟等。可惜当时这些佛寺多为砖木所造,每易毁于兵燹水火,只有敦煌、吐鲁番等地的石窟壁画得以幸免灾厄,灿然存在。
  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见于寺壁者,已如凤毛麟角,一般匠人绘画一则投世俗所好,二则沿用民间传说,除释迦、观音、罗汉、药王外,另有关羽、张飞、西游记、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说中的故事角色;目前台湾各处寺院即大都呈现这种以民俗为主的风格,不容易再看到早年整壁的经变,或整堵佛像慑人心魄、气象万千的景象,殊为可惜。
  除此,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在佛教寺院中保存佛像、壁画的习惯,作为辅助修道之用。若就客观而言,此举亦具有如同公共美术馆保存艺术珍品、教育民众等功能。
  在中国、日本,常有信徒将自己的珍藏品布施给寺院,因此寺院的珍藏除佛教文物外,间有收藏一般工艺品者。此类宝物收藏馆,在日本有东大寺的正仓院较为著名,在台湾则以佛光山所设的“佛教文物陈列馆”蜚声中外。
  佛光山近年来更陆续在本山增设“佛教文物展览馆”,以及在岛内台北道场、台南讲堂、屏东讲堂,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等地,设立“佛光缘美术馆”,展览历代著名的绘画、书法、陶瓷、雕刻以及当代有名的作品。尤其佛教珍贵的佛像、文物、法具、画册等凡数千件,均分类陈列,并附上说明文字,以令信徒游客认识佛教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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