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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五使绝域的外交家、航海家侯显事略考
---发布人:本网---浏览次数:6061---时间:2011-4-6---
郑自海/文
 
  摘要:《明史•宦官侯显传》全文515字,简述侯显五使绝域的时间地点及事迹。对于侯显的生平籍贯只提“侯显,司礼少监”。很难想到,朱元璋早有先知之明,培养了这样一位藏族宦官,为西藏地方和平归顺大明王朝,为促进西洋诸国友好往来做出杰出贡献。本文试图通过藏族历史文献,解述侯显的祖籍,族属,入宫年代及生平时年的历史悬案。并探究侯显是否参与了郑和下西洋。呼吁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目前尚属空白的侯显历史研究当中。
关键词:侯显,五使绝域,西藏,南京,灵塔
 
  《明史•郑和传》后附有《侯显传》,称“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明代外交家、航海家,六百年来很少有人研究。甚至查阅《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一书,居然也没有查阅到一篇关于侯显研究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为了弄清侯显五使绝域的来龙去脉,揭开侯显的神密面纱,前不久笔者专程去了一趟雪域高原进行考察,在青海、西藏两地参观走访了十余座藏传佛教寺院、博物馆,惊喜地发现南京与西藏历史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早在洪武三年,慧昙、克新两位高僧奉召出使西域至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洪武十一年宗泐高僧受命往西域“搜求遗经”。洪武十七年春智光高僧与徒惠辩等奉使西域,凡两往。永乐元年(1403年)侯显与僧智光进藏迎请活佛哈立麻。永乐十一年(1413年)侯显出使尼泊尔,并在西藏迎请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到京,宣德二年(1427年)侯显第三次进藏并再次出使尼泊尔,遍历西藏地区,晓谕民众,了解民情。侯显为加强明朝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统治,促进西藏的社会稳定,增进汉藏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侯显的功绩彪炳史册。
  此次高原藏区之行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侯显灵塔、侯显碑和侯家寺等外界从未听说过的最新文物遗迹。2008年藏族学者杨士钰先生投入到侯显研究领域,首先填补了侯显研究的空白。今拟在杨士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笔者掌握的史料,特撰此文,意在扩大侯显研究队伍,还侯显的本来面目,希望这位杰出的海路陆路外交家,在中国对外交通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
—、侯显生平事迹的考证
  明初著名宦官侯显,《明史》有传,但有关侯显的出生地,生卒年月及族属等记载不详,这为后人研究侯显这位重量级外交家带来很大困难。几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助手王景弘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仅考证出王景弘是福建漳平人,其后裔在南京任职百余年,而且福建漳平当地还成立了王景弘研究会,建立了王景弘纪念馆,召开了王景弘研讨会。《明史·侯显传》中称侯显“劳绩与郑和亚”,侯显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并纳入郑和研究的范畴之中。
  侯显何许人也?根据成书于清代的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在叙述洮州叶尔哇寺(汉名为圆成寺,俗称侯家寺)时是这样记载:
  “敦请大慈法王的大太监侯显,把许多财物交给他的侄子汉官侯文,让他在祖先贡玛的旧寺遗址上修建了这寺。”“这座寺院,供有以黄金制成大明洪武东空(藏文古籍中对中国皇帝的一种称谓,意为东君。)皇帝的牌位,石筑的太监侯显灵塔,塔内原用一木做为轴心,后来此木长成一株大树,从外边可以看见。这位国师后来返回家乡,有两位汉官护送前来,他们分为东西居住于该地,其所居城池现有遗墟可寻。”
  另外,清《洮州厅志》卷16《番族僧纲》记载:“圆成寺僧正侯洛札旦居城南十里,始祖侯显明洪武以太监供差,奉旨命诣乌思藏奉迎如来大宝法王,显故后,传于侄蒴纳加产,再传于依世加产,又传于桑纳达节……”
  从以上两则史料记载,我们惊喜发现几个鲜为人知的问题:1、侯显是洮州人;2、侯显是藏族;3、侯显告老还乡回到洮州,还有两位“汉官“护送;4、他死后遗骨建有灵塔;5、叶尔哇寺是圆成寺的藏语名。
  侯显既然是藏族人,理因有藏族的名字,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方面文献记载。不过西北民族大学研究员杨士宏先生长期研究西藏史,他从语音、语言学多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侯”似为[DBON/BO](宏保)音译之变,“侯”,“洪”,声同音近,“保”脱落;“显”似为藏语[HIS/RAB]“希绕”之对音,“绕”脱落。由此可推测“侯显”即为“洪保(首领)希绕”之简称。
  尽管杨研究员的推断仅为一家之言,确给予了我们一个全新视角。不得不联想到郑和下西洋团队中有一位叫洪保的太监,官职为右少监,曾于永乐十年单独奉使暹罗,并与郑和下西洋使团无关,《明史》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命中官洪保等往赐币。
  在巩珍《西洋番国志》中,两份敕书都提到洪保曾参与永乐十九年(1421年)、宣德五年(1430年)二次下西洋。在现存的福建长乐《天妃灵应记碑》的立碑者名单中有洪保之名。如果杨先生推测成立,这位洪保有可能是来自藏族的明初第二位太监。
  关于侯显的生卒年代研究,目前还处在盲区,大致与宗喀巴、释迦也失、郑和、智光等同属一个时代的人,生年大约在公元1370年左右,卒年在公元1438年左右。这一推测来自甘肃洮州地方史沿革,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明军北征大军才到达临洮。
  退守临洮的元朝将领李思齐不战而降,其部下四散逃匿。明朝经过一年多“因俗以治”、“多封众建”的统治政策,才于洪武四年(1371)在西番地区设立了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河州卫。任命何锁南普为指挥同知,其弟汪家奴等为指挥佥事,并给予世袭待遇。洪武五年(1372)冯胜西进,平定整个甘肃。由于明朝政府采取“多封众建”政策, 未能有效地打击残元势力, 造成残元势力随时抬头,这期间发生多起西番人侵扰边境、劫夺贡使的事件,尤其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正月,洮州十八族头目发动叛乱, “ 据纳邻七站之地” 与明廷抗衡。朱元璋派征西将军沐英,都督府佥事奉国将军金朝兴率京、秦、豫、鲁各路兵马进剿。于此同时,朱元璋还命曹国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临洮等处整治城池督理军务。当年九月初六“征西将军沐英等兵击西番三副使之众,大败之,擒三副使瘿嗉子等,杀获数万人,获马二万,牛羊十余万,遂班师”。
  这场平息叛乱的战争给洮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同时又获得大批战争俘虏,其中也包括不少儿童。关于侯显为何成为宦官,《临潭县志》是这样记载:“侯显少年时未告家人,擅自离乡,爬山涉水,沿途乞讨,进京入京充小太监”。我们在研究明代宦官史中发现,明代初期内廷宦侍,主要来自战俘与罪囚,正如明余继登撰《典故纪闻》所载“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皆罪级之人,或俘获之掳”。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陈玉女教授著《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一书中,列举明代宦官身世一览表,共列举著名宦官136人,洪武、永乐年间宦官多出生于外族包括女真、西凉、朝鲜、安南、琉球等地,大多数以进贡方式选入内廷,也有的宦官来源于福建、两广、云南等偏远地区的战俘,如著名航海家郑和来自云南晋宁。早在洪武五年(1372)三月太祖便诏令“福建、广东等处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阉割役使,名曰火者。令今后有犯者以阉罪抵之,没官为奴”。在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有长沙民自宫求进者,仁宗斥之为“游惰不孝之人,自绝于父母,岂可使在左右,发为卒戍边”。仁宗皇帝还与刑部尚书金纯说,自宫求进之人,无非“惟图一身富贵,而绝其祖宗父母不顾”,“岂有诚心事君?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须惩治,今后有自宫者,必不贷”。京畿地区的阉宦大增,多出现在明景泰、成化年以后。这主要取决于“宣德、正统以来,宦官收入渐多”,更吸引无数希求富贵之民,走上自宫之路。由此可见《临潭县志》载,侯显自绝于父母,自宫为宦的说法很难成立。侯显在10岁左右便成为征西将军沐英军中的俘虏, 由于侯显聪明秀美被强行阉割,并带回南京,进贡给皇帝当差的可能性大得多。朱元璋急需懂得藏汉两种语言的人才,经过培养,再服务于藏区事务。事实证明朱元璋的人才储备计划是英明的。明成祖朱棣正是利用回族宦官郑和、藏族宦官侯显,开创了对外交流的新纪元。
二、侯显受命迎请哈立麻到南京
  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历史悠久的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七世纪初,西藏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文成公主入藏,由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断加强,与内地的交流日渐增多。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封花教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 并以他为西藏政治首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从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加强对西藏的招谕工作,首先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派遣名僧,南京天界寺住持慧昙、名僧克新率领使团一行二十余人出使西藏,开创了以僧为使的先举。洪武十一年(1378年)南京天界寺住持宗泐受命率领佛徒三十余人,再使西域,“搜求遗经”,最远到达天竺(今印度)。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命南京高僧智光与徒惠辩等奉使西域,凡两往。洪武年间,朝廷先后三次派使臣到西藏地区广加招谕,不仅宣布仍承认元朝对僧侣的封号,还根据乌斯藏摄帝师所举,授职60人。陆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两指挥使司以及各级行政机构。洪武七年(1374 年)又将两卫升级为都指挥使司。明王朝根据藏传佛教存在多种教派的现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摒弃了元朝对藏传佛教只支持一派、压制其他教派的做法,采取各教派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政策,促进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团结。
  明代朝廷对藏传佛教封僧官中,法王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阐师等不同品级的封号。明朝共封“三大法王”,其中大宝法王、大乘法王都是明成祖朱棣在南京所封,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封于宣德九年,其实释迦也失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 就被迎请至南京,永乐十四年(1416年)被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只是后来加封为大慈法王。“三大法王” 被封,可以说是明成祖朱棣对藏传佛教噶玛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宗教领袖完成统战政策的杰作,完成这一杰作的关键人物便是侯显。
  得银协巴即“ 大宝法王”,是明代分封的三大法王中的第一个法王,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法王。哈立麻(藏语借音)得银协巴(1384-1415),原名确贝桑布,于藏历第六饶迥木鼠年(1384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乌思藏工布地区的一个贫穷的家庭。父名古汝仁青,是个专修密法的人,母名拉姆吉,从事家务和田间劳动。据藏文典籍记载,他从降生起就具有灵异祥瑞。他四岁开始跟随噶玛巴红帽系二世活佛喀觉旺波(1350-1403年)学习佛学,随后被认定为噶玛巴(黑帽系)四世乳必多吉的转世灵童。十八岁时受到康区馆觉地方首领尊奉和供养,在前藏和康区一带传法,名望越来越高。
明成祖在北京称燕王时,就听说得银协巴有特异功能。永乐元年一月,乌斯藏来使贺庆,讲述了得银协巴“震艮迫吉”的故事,朱棣当时听了入神,心想如果能请哈立麻来南京荐福显瑞,也可证明自己是明太祖的合法继承人,当即决定派司礼监少监侯显和熟习藏区情况的高僧智光进藏赍送诏书,迎请这位“有术,善幻化”的活佛哈立麻得银协巴,为了确保远途安全,精选壮士健马一路护送。从南京出发日期为永乐元年二月乙丑(1403年3月10日)。为了直观了解朱棣迫切迎请哈立麻的心情,现将明成祖给哈立麻的诏书列下:
诏书曰:
  “ 尚师卿通达如来教法,使西方一切有情均沾利益,一切生灵均皈依敬奉, 犹如世尊现身世间。若尚师未得方便智慧功德之殊胜成就,焉能为一切众生作如是之广大利益?朕往日居北方时,即闻尚师令名,亟思一晤。今即大位,中土宇内,悉已绥定,久怀愿念,若涤去翳障,顿得朗悟,俾功德利益,溥及凡庶。昔我释迦牟尼佛以大慈悲心,利益一切有情。卿已修得佛法甚深,成就故与佛心无二,望秉此慈心,来此中土,以弘扬世尊教法,朕当顾念邦国利乐,依从往昔心愿,随奉尚师,尚师务必莅临。先帝安邦以国于中土,于世尊教法,先前即怀敬信。皇考太(祖)皇帝及笃信佛法,皇妣高皇后薨逝已久,朕思报恩,罔得其方,尚师卿于方便智慧功德等,修得无上之成就,即具佛之本性矣,切望速来为已薨者修成解脱仪轨。故此即遣司礼监少监侯显等赍信来请,愿尚师以慈悯喜乐为怀,尽速前来为要。压函信物:银大锭三,共百五十两;诸色表里锻绢各十匹;檀香一柱;白香十斤;苏和香一斤;白茶一百五十斤等共六种。永乐(元年)二月十八日书于大宫殿。”
  纵观诏书,明成祖用了两处“方便”,一个“切望”,一个“愿”,一个“尽速”。这在明成祖一生中所有诏书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与朱棣对建文旧臣惨绝人寰的“诛灭十族”形成鲜明对比。
  在明成祖得知得银协巴率领几十名僧徒,随同侯显、僧人智光等使臣已进入内地后,明成祖派遣附马都尉沐昕,于永乐四年十二月戊子(1407年1月11日)从南京出发远途迎接。
  侯显和得银协巴一行途经千山万水,终于在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1407年2月1日)顺利抵达南京。明成祖安排数万名僧侣、官员和群众夹道欢迎。藏文史料是这样记载当时欢迎盛况的:“执伞、幢、旌、香盒儿等敬奉之物,莫不珍异,又有大白象一头马二三头,皆饰以金具,另有约三百多头大象亦负载各色饰物。僧众等服黄色袈裟,约五万人,手持花朵及各种乐器;皇子九人;大臣三千人;执掌要务之重臣大人十万人;军士一百二十万人环绕侍卫,各擐甲执盾,多数持矛、金锤、斧、大马镫、三叉剑[戟?]等(仪仗),各以百人执之,(立)四千面金银缎制造之日、月形(旗帜)。于是,大皇帝亲迎至殿门。殿内外奉迎者中即以擐金胄、冠金盔者论即有二百余人。
  从上述记载来看显然多有夸张,尤其所列数据经不起论证,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京人民倾城出动迎接得银协巴的盛况。得银协巴莅临南京的当天,明成祖以接待亲王的规格与他会见于奉天殿,并亲自赠送给得银协巴一条上等哈达和一个珍奇的右旋白海螺。出人意料的是,得银协巴立即从怀中也取出一条哈达和一个右旋白海螺敬献给皇帝。这真是灵犀一点通消息,万里相会悟根源。明成祖更加敬重得银协巴,不仅仅让其坐在群臣之首,还亲自执盏给得银协巴上茶。
  第二天,即永乐四年十二月庚戌(1407年2月2日)于华盖殿设盛宴予以款待。第二次赐给得银协巴“金百两,银千两,钞二万贯,彩币四十五表里及法器,茵褥、鞍马、香果、米、茶”,并给他的随从人员逐一赏赐了白金、彩币等物。
  为了迎请得银协巴在灵谷寺为太祖马皇后设荐祀法坛,事前明成祖将灵谷寺修建的更加庄严辉煌。灵谷寺的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的:“规模气象,轩豁雄丽;望之翚飞,积之山立”。
  又在距灵谷寺不远的大都寺建造了豪华的营盘式驻地,以方便得银协巴及随行人员的居住和出行。永乐四年十二月辛亥(1407年2月3日)得银协巴一行正式入驻灵谷寺营盘。明成祖亲驾,侯显侍从,并第三次赐给得银协巴白马十八匹,马鞍三副,金七锭,银三十七锭,绸缎百余匹,茶砖三十块,金铃杵十五件,金瓶二件,银瓶五件,金银供杯一双,金银莲花盆各五具等。
  永乐五年(1407年)是明成祖最值得庆贺的一年,发生三件可载入史册的大事,都在这一年实现。首先是西藏活佛迎请到南京,第二件事是郑和首下西洋成功返回南京,第三件事是历时近五年修纂的《永乐大典》成书。
  永乐五年正月初一,得银协巴一行在侯显的陪同下,早早来到明皇宫向明成祖祝贺新年,明成祖非常高兴,永乐时规定每年逢“元旦”、“郊祀”、“圣寿”、“冬至”四大令节,举行招待外国贵宾和使臣,文武群臣大宴,遇到重大事件特事特办举行宴请,明成祖特赐宴款待得银协巴,共度春节。席后得银协巴回到灵谷寺驻地,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广作法事活动,并特为明成祖颂吉祥祝词祈福。为感谢得银协巴新年祝颂祈福之事,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明成祖特命侯显前往灵谷寺传旨:“新岁,承致颂语,称誉深至,顾朕德薄,岂足以当赞扬,心领受之,不胜欣喜,吉祥无量,惟愿尚师大转法轮,广施佛力,济度群生,以称朕拳拳之意”,并邀请得银协巴等进宫共进晚宴、观赏灯会。
  得银协巴抵达南京以后,向朝廷进献了大量马匹。为感谢进献马匹之事,永乐五年正月十八日,明成祖命侯显传旨得银协巴。
诏书曰:
  “法尊大乘尚师哈立麻:朕劳尚师远来,已慰所望。尚师又以马进,厚意深至,朕领受之,不胜欣喜。用致书酬答,以伸朕意,尚师其亮之。”
永乐五年正月甲戌(1407年2月26日)明成祖第四次赐赠得银协巴:“仪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香盒儿二,拂子二,手炉三对,红纱灯笼二,鮀灯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合一,诞马四,鞍马二,银杭(杌)一,青圆扇一,红圆房一,帐房一,红绽丝拜褥” 等物件,命侯显专程送至灵谷寺。
  永乐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明成祖命侯显邀请得银协巴进宫,商量为已故朱元璋夫妇荐福之事,第五次赐给得银协巴银五大锭及其它礼品。
永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明成祖再次驾临灵谷寺,查看道场准备情况,第六次赐给得银协巴白旃檀千手千眼观音佛像一尊及大量金银供器和水晶供器等。根据明成祖的旨意,从三月初五(1407年3月14日)至三月十九日(1407年3月28日)得银协巴率领僧众在灵谷寺设普度大斋十四昼夜,修十二坛城,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荐福。侯显担任整个“普度大斋”活动执行官。此时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外,但早已备好丰厚大礼,“大明永乐五年(1407年),岁次丁亥,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灵谷寺流通供养。
  在得银协巴十四昼夜荐福期间,果显“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乌、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整个荐福活动达到明成祖预期的目的。第七次重赏得银协巴“金百两、银千两,钞二千锭,彩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匹” 为了回报明成祖的盛情厚意,得银协巴从三月二十日起在皇宫内为明成祖设坛城,为皇帝授无量寿灌顶。
  三月丁巳(1407年4月10日),明成祖赐封得银协巴“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即“如来大宝法王”。2002年南京博物院举办《西藏文物精华展》,笔者有幸见到明成祖当年封赐“如来大宝法王之印”实物。该龙钮玉印长12.8厘米,宽12.8厘米,高8.7厘米。这是该印自永乐年间赐予西藏后近六百年来首次回到它的诞生地南京。透过这枚珍贵的宝印,我们看到明成祖通过分封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为“法王”的举措展现出明成祖雄才大略礼贤下士,重用藏族宦官侯显,开创了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创新管理模式。
  据《西藏研究》文献记载:“永乐五年四月,得银协巴在侯显的护送下从南京出发前往五台山朝拜,特派驻南京的大国师高日凡领禅师进宫,代表他们一行向明成祖敬献佛舍利及阿罗汉骨等礼物,以示四月十七日明成祖的诞辰日祝贺。在明成祖得知五月十八日是得银协巴诞辰日时,特作长约六百字的祝贺颂词。七月乙卯(四日)明成祖的皇后徐氏去世。七月癸酉(二十四日),侯显接到明成祖给得银协巴的传旨,请他在山西五台山为仁孝皇后荐福,并赐“白金一千两,锦缎、绫罗、绢、布凡共二百六十”。得银协巴接到诏书,即在五台山上显通寺设大斋为仁孝皇后荐福。明成祖为表谢意,特派驸马沐昕到五台山赍送诏书,并将赏赐银一十八锭(共重五百两)、钞一万贯、纻丝三十六匹、彩绢三十六匹及大量食品等送达五台山。
  得银协巴一行在侯显的陪同下,结束了五台山朝拜和为仁孝皇后的荐福,于永乐五年十一月抵达南京。奉旨继续在南京传法说教,广做佛事。永乐六年四月庚子(1408年5月17日)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仍遣中官护送至藏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会有不同的见解,明成祖用如此高礼遇对待一位外来的和尚,仅明成祖的赏赐达十批次以上,引来在京众多高僧的不满。据《金陵梵刹志》卷51开列的明代南京僧录司及三大寺五次大寺僧人俸薪口粮统计表记载:左觉义(印官)一年的俸银42两,僧吏为4两8钱,大寺主持为28两,次大寺为25两,一般寺僧年薪只有银3至5两,最少者只有2钱。明成祖厚待哈立麻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在南京寺院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不仅如此,一些大臣也在私下议论,认为明成祖做法有些过份。例如,当哈立麻在灵谷寺为高帝(朱元璋)和高后(马皇后)荐福时,因不通汉语,需要译者翻译。翰林侍读李继鼎就讥讽道:“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所谓“唵嘛呢叭弥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 其实这些僧人、大臣完全不能理解明成祖真正的意图。明成祖通过迎请得银协巴来南京荐福活动,正可表明自己是明太祖的合法继承人。通过对得银协巴的优厚赏赐,可以促进他更效忠于朝廷,并通过分封“如来大宝法王”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明成祖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目的显然功大于过。促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关键历史人物侯显,更值得人们用浓墨重笔去宣传。
三、侯显是否参与郑和下西洋
  《明史•侯显传》记载了侯显五使绝域,其中三次由陆路进藏,二次由海路出使至西洋榜葛剌、沼纳扑儿等国。只字未提侯显曾参与郑和下西洋之事。然而我们又奇怪的发现《侯显传》是附在《明史郑和传》之后,又将侯显与郑和作一比较“劳绩与郑和亚”。按照正常的思维,与郑和风雨同舟的王景弘传附在《明史•郑和传》之后才合情理。所以说《明史》为我们留下一个研究课题,侯显是否参与郑和下西洋的航行活动?如果参与了,侯显又参与了郑和几次下西洋呢?
  为了破解上述难题,笔者查阅大量郑和下西洋史料。在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中,发现侯显参与郑和第二次、第三次下西洋的史料,现择全文如下: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三宝太监》:“永乐丁亥(1407年),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
  郑晓《皇明四夷考•吾学编》卷六七“永乐七年(1409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统三万人往西洋。
  另外在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二十九《郑和传》载:“永乐四(五)年,乃遣太监郑和为使,贰以侯显择舌人马欢辈从行,帅舟师三(二)万七千人,发福建五虎洋,行赏西洋古俚,满剌加诸番”。在此之前,笔者丝毫没有怀疑过这三条史料出处来源的真实性。甚至认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出访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成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王、酋长、使臣来华入贡。赐满剌加国镇山碑铭,击杀海盗五千余人,俘盗陈祖义至京等重大成果。在第一次郑和下西洋期间,也发生像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儿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欲加害郑和的棘手事件。虽然郑和知其谋遂去,这一难题带回朝廷。明成祖派遣藏传佛教专家侯显参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协同郑和处理锡兰山事端,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再说让侯显参与郑和下西洋,也可熟习海上生活,增加对各国佛教情况的了解,为日后两次单独出使榜葛刺国、沼纳扑儿国创造了条件。
  但随着对侯显研究的深入,暴露出更多的疑点,至少有以下六点值得深思:
  1、《明史•侯显传》记载,侯显出使乌思藏前为司礼少监。后“显以奉使劳,擢太监”。虽未明确是哪个衙门的太监,多认为是司礼监太监,显然侯显之名排在王景弘之后不妥。
  2、为什么《明史》、《明成祖实录》、《明通鉴》、《皇明象胥录》、《国榷》及郑和下西洋重要文献《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等历史文献都没有侯显参与郑和第二、第三次下西洋记载,这值得我们深思。
  3、据费信《星槎胜览•榜葛刺条》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并永乐十三年(1415年)二次,上命太监侯显等,统领舟师,赍捧诏敕赏赐国王王妃头目”。费信为何不将侯显参与郑和第二、第三次下西洋记入《星槎胜览》。显然这里的永乐十年与《明史•侯显传》“十一年(1413年)春复奉命,赐西番尼八刺,地涌塔二国”时间上发生冲突。
  4、冯承钧校注,明费信著《星槎胜览校注》一书,星槎胜览前集目录1页 就明确指出永乐十年随奉使少监杨敕或杨敏等往榜葛刺等国。同时指出“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郑和等往榜葛刺诸国”有误,此处郑和应是侯显。冯先生严谨治学作风,早在50多年前就提出疑问。由此可见费信从未记述侯显参与郑和下西洋之事,冯承钧当然无法校注考证。
  5、现存锡兰科伦坡博物馆,用汉文、阿拉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刻写的郑和布施碑,落款时间是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十五日,碑中只有“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只字未提侯显。
  6、从得银协巴整个行程表来看,永乐五年十一月才从五台山抵返南京,永乐六年四月庚子(1408年5月17日)辞归。侯显理应有始有终护送得银协巴至藏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侯显参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可能性几乎为零,参与第三次下西洋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侯显确实参与郑和两次下西洋的话,那么《明史•侯显传》要改写其为“七使绝域”了。
四、侯显第二次入藏欲召请宗喀巴大师
  明成祖于永乐五年三月丁巳(1407年4月10日)在南京赐封噶玛派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南京封萨迦派都却拉章的贡噶扎西(汉译为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藏传佛教格鲁派是西藏五大教派之一,明永乐初年正处于创立时期,明成祖早在永乐四年(1408年)就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送去邀请的诏书。宗喀巴于永乐六年(1408年)元月给明成祖写了一封回信,婉言拒绝了明成祖的邀请。虽然明成祖感到很失面子,仍然继续努力召请宗喀巴大师进京一见。特派侯显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前往尼泊尔敕赐的同时,再次赍招请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得知侯显进藏,有意回避。好在侯显身为藏族人,又信奉佛教,对西藏情况熟习,最终寻找到宗喀巴驻锡之地。要求求见宗喀巴大师,大师不同意见面。侯显等来使在寺前静等,每人落泪如注。终于感动阐化王扎巴坚赞等众僧说情,宗喀巴才同意与侯显等来使相见,侯显将明永乐皇帝的诏书和礼物都献了上去,敦请宗喀巴大师来到中原弘扬佛教。
  明成祖致宗喀巴大师的诏书曰:
  “大明皇帝赐书于喇嘛罗桑扎巴之前。诏曰:鉴于你征道的功德,极为高深,清净宏大。依于慈悲之心,对一切众生,作利益而安置他们于大乘之道中。以此之义,并思念你的清净功德,已非一日,为时久矣!现在派遣太监侯显为首,从政教双方前来迎请于你。望思及弘扬佛教,来到中原,完成朕的心愿。此诏!随赐……于永乐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宗喀巴大师接受了诏书和礼品,然后说出自己不能前去中原的原因,侯显等众臣看到宗喀巴大师的身体状况后,觉得不能强求。但是,使臣们又不甘心徒劳返回,请求无论如何派一贤良弟子去到内地。宗喀巴大师同意了侯显的请求,选派弟子释迦也失上师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侯显和释迦也失等一行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春到达五台山,释迦也失等被安排在大显通寺居住,等待明成祖觐见。明成祖为了挽回迎请宗喀巴大师未果的面子,直到当年11月才准奏召见,向外宣布是“遵旨进京”。我们所见《明实录》只将“乌思藏尚师释迦也失来朝”一笔带过。《明史》记载更是掩盖真相。“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事实上明成祖是积极邀请宗喀巴大师来京未果而只好改请其弟子来京弘法。
  释迦也失到达南京受到九门提督等官员的欢迎,明成祖在皇宫内大善殿召见了释迦也失,并举行盛大的接风宴会,给予赏赐。释迦也失来到内地,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将明成祖赏赐刻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带回西藏。当时南京中华门一带是印制佛经的集中地,故安排释迦也失下榻于能仁寺方便监制刻经。关于南京刻版印制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一事,最早为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下令刻版,以太监侯显从西藏携回的那塘古写本《甘珠尔》为蓝本刊刻。世称永乐版或南京铜版。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部刻本大藏经。笔者查阅李际宁著《佛经版本》,只见《洪武南藏》或《初刻南藏》刻于南京天禧寺(大报恩寺前身),《永乐南藏》刻于金陵大报恩寺的记载,只字未载南京曾经以藏文铜版印刷《甘珠尔》大藏经一事。这部《甘珠尔》共108帙,每帙均有明成祖所制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及《御制后序》。明代先后用此板印刷了数十套《甘珠尔》,目前存世的只有两部:一部藏于布达拉宫,剩106帙,是明成祖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赐给大乘法王贡嘎扎西的;另一部藏于色拉寺,剩103帙。色拉寺现存《甘珠尔》就是明成祖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赐给大国师释迦也失的。释迦也失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回到拉萨,向宗喀巴大师汇报了明成祖的盛情接待,并将所赐大量财物转交宗喀巴大师。1419年在宗喀巴临圆寂前指示释迦也失在色拉却顶兴建色拉寺。所建色拉寺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明成祖所赐。释迦也失于洪熙元年(1425年)经青海、甘肃、五台山等地传教,宣德二年(1427年)明宣宗派侯显赴五台山邀请释迦也失到北京。宣德九年(1434年),宣宗皇帝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大慈法王”在北京居住近十年于正统四年(1439年)在北京圆寂,享年85岁。
  综上所述,释迦也失最终被赐封为“大慈法王”的过程,在很大成份上取决于侯显当初坚持求请宗喀巴另派弟子的机遇,侯显第二次将释迦也失引见给明宣宗皇帝巩固了格鲁派与明王朝的关系。后来宗喀巴的八大弟子之一“根顿珠巴”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可见侯显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侯显告老还乡,修建寺院安度晚年
  侯显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两度率巨舶出使榜葛刺、沼纳朴儿等诸国,成功调解了榜、沼两国的宗教争端。并于宣德二年四月辛酉(1427年)再次出使尼泊尔,遍访西藏全境,在工布地区还遇强贼。侯显带领众官军勇敢战斗大获全胜,仅立功及阵亡官兵就有450余人,可见侯显使团的阵容规模是相当大的。侯显三次使藏,不仅加强了藏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对巩固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宣德六年(1431年)侯显深感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他上奏明宣宗皇帝,请求告老还乡。明宣宗不仅同意了侯显的请求,还敕封他为月巴桑主林寺僧正,赏赐许多金银珠宝,并派两名侍从随同他一起还乡,专门料理侯显晚年的生活,直至老来离世。侯氏后人将这两人葬于侯显的灵塔两旁并立碑为记。
据侯氏后人相传,侯显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圆寂于侯家寺,享年约70岁,由于侯显深得寺院僧侣及信徒的仰慕,自发地在侯显当年修建的侯家寺内,筑建了骨灰灵塔,供后人世代瞻仰。
  据当地《安多政教史》、《临潭县志》记载,月巴桑主林寺(亦称圆城寺、侯家寺)为当地一座较有影响的格鲁派寺院,实行的是“政教合一”体制,据传该寺僧人最多时曾达1400多人,可见规模之大。该寺清末民初毁于战火,民国初年再次重建,侯显灵塔毁于1958年。“文革”期间,寺院法事活动被废除,后来寺院恢复开放,2003年侯家寺管理委员会,侯氏后裔集资重修侯显灵塔,重立侯显碑。寺门、大经堂、僧舍等建筑得到新建,目前,该寺有僧人二十多名,每年举行宗喀巴大师圆寂日祭祀、侯显圆寂祭祀日等宗教活动,以慰九泉之下的侯显。
为此笔者建议尽快成立侯显研究机构,抓紧搜集当地侯显遗迹文物,恢复侯显这位“劳绩与郑和亚”的藏族外交家、航海家应有的历史地位。
附甘肃临潭县侯家寺内所立“侯显碑”简介:
  侯显:藏族,临潭流顺人,明代著名外交家、政治活动家。既为我寺先驱,又系我侯氏远祖。生活在明洪武、建文、永乐、宣德年间。自幼天资聪颖,刚毅自强,青少年时期有幸进入明廷皇宫。
  公元1403年,明成祖命侯显赍书币,赴藏敦请名僧哈立麻,选壮士健马护行,陆行数万里,历经艰险,于1406年12月始于其僧偕来,其后紧接着又参与了郑和数次下西洋活动。
  公元1413年明成祖又遣侯显出使尼巴刺(今尼泊尔)地涌塔(印度境内一小国)从事外交活动。
  公元1415年7月显又奉使赴东印度榜葛剌(今孟加拉)、印度、不丹、锡金诸国通使。
  公元1421年9月,显又代表明廷再次出使榜葛刺,竭诚尽心调解了榜葛刺与其邻邦沼纳朴儿干戈争端,使两国罢兵言和。
  公元1427年4月,侯显由洮州中千户所卜尔结护送,第五次出使乌斯藏、尼巴剌、必力二瓦、灵藏、思达藏诸国抚谕,历时二年始返京复命。此次出使增加了内地与西藏的关系。
  侯显的多次出使西域,《明史•侯显传》称:“显有才辩,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显告老还乡之际,明廷答应了他扩修(筑长城、建佛殿、置供器、修佛塔多处)侯家寺的愿望,派差二人,护送返里,同时赐金印一颗,钱财无数,御书一勅封大明护国永久大贤思恩野巴圆城寺。封侯显为僧正,设御门,许世代世袭。
  公元1958年,整体寺院被夷为平地,侯显灵塔亦难幸免,今我等为怀念先驱恩德,为承先启后而复修灵塔,以启迪后世。
  侯家寺管理委员会:侯氏后裔洛桑、云丹嘉草率男永胜、暨孙安俊、建华,曾孙维林、喜林、广林,玄孙拉目扎西、拉目才旦
  公元二00三年五月立29
 
参考书目:
[1]《安多政教史》吴均等汉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
[2]《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罗传》
[5]《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
[6]《临潭县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7] 明 余继登撰《典故纪闻》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8]《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
[9] 《典故纪闻》卷八
[10]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1]邓锐龄撰《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中国藏学》1992年第三期
[12] 卓嘉撰《哈立麻得银协巴与明延关系综述》《西藏研究》1992年第三期
[13]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第1版
[14] 《明史》卷三0四,宦官
[15]晁中辰著《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16] 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12月初版。
[17] 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
[18] 李际宁著《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19]杨士钰著《侯显传》 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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